（一） 虎踞龙蟠地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在南京大学的北阴阳营教工宿舍区多次出土了先民遗骨和石斧、玉璜、陶鬲等器物，表明早在六千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原始氏族的村落。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处在“吴头楚尾”的南京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曾在今朝天宫修筑冶城，锻铸吴钩名剑；23年后，攻灭吴国的范蠡领兵在今中华门外长干里修筑起一座“二十里八十步”的越城。屈指数来，至今南京已有将近2500年的建城历史。

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两江”，凭借万里长江天堑，又得紫金、幕府等群山屏障，江山雄奇，人杰地灵，令出使东吴的诸葛亮登临揽胜后连连击节赞叹：“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自三国东吴孙权在此建都并依山而筑石头城以来，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等都将南京作为都会，因而南京不但有“十朝故都”之称，而且跻身中国“六大古都”之列。

作为“人文荟萃、士林渊薮”之地的南京，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也曾留下辉煌的篇章。东晋建武年间，南京就设立了太学，而且极一时之盛，仅学宫即增造房舍155间。南朝刘宋设立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所学馆，有学者认为“可算我国分科大学之始”。南唐王朝则在御街之东、秦淮河滨首开国子监。而明太祖洪武年间设在鸡笼山下的国子监，弦歌不绝，学子云集，“生员”最多时曾逾万人，其中还有来自日本、琉球、暹罗等国的众多留学生。有研究者强调，明初南京国子监“学生人数超过15世纪时英国牛津、剑桥和法国的巴黎大学，堪称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立大学”。（杨之水等主编：《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星转斗移，人间沧桑，由于历经战乱，当年盛极一时的明初南京国子监已如“雪泥鸿爪”，难觅遗踪。然而，五百年后，当19、20两个世纪交替之时，却有一所崭新的高等学校——三江师范学堂，在它的旧址上建立起来。所不同的是，当年明代国子监的设立，几乎与一个新王朝的“登基”同步；而三江师范学堂却诞生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时。

（二） 求强思变时

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由于清王朝统治日趋腐朽，长期闭关锁国，国力日渐衰颓，西方列强相继入侵，1840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就是在下关静海寺签订的。19世纪末，国濒危亡，处于被列强豆剖瓜分、蚕食鲸吞的境地。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轰破了许多中国人“天朝大国”的梦幻，深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中国人民求强思变的意识，“御外侮而欲求强，为求强而欲变革”的呼声更是上下迭起。一批忧时爱国、追求进步的志士仁人首先喊出了“兴学图强”的口号。他们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保邦致治，非人无由”（张之洞、刘坤一：《奏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张文襄公奏稿》第三十二，民国庚申年木刻本，第1页。）；国之“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今国家而不欲自强而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梁启超：《学校总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8、20页。）

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借材异域”，1862年创办了最早的一所“洋学堂”京师同文馆，以后陆续开设了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器学堂（1865）、福州船政学堂（1866）、天津水师学堂（1881）、上海电报学堂（1882）、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师学堂（1887）、湖北自强学堂（1893）、南京陆军学堂（1896）等学校。

在洋务运动期间，欧风美雨频至，西学乘机东渐。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外国传教士除了继续在我国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增设中小学外，开始创办教会大学。例如，在南京就有美国教会美以美会所创办的汇文书院（1888年）、基督会创办的基督书院（1891年）和长老会创办的益智书院（1894年）。这些教会学校的创办，意在传递西方文明，并培植符合西方列强需要的“有势力的人物”，来代替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为他们对中国的控制和在中国的利益服务。然而，这些教会大学的开办，客观上展示了当时堪称先进的欧美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成为中国教育向近代化嬗变的重要参照系。

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以康有为联络千余举子“公车上书”为标志，改良维新思潮汹涌澎湃。变科举，兴学校，引入西方教育模式，创建近代中国高校，成为“百日维新”中教育领域除旧布新的重要举措。天津中西学堂（1896年）、南洋公学（1897年）、京师大学堂（1898年）等在此前后相继建立。尽管“戊戌变法”在顽固保守势力的重压下宣告失败，但“兴学育才”的思想却深入人心，京师大学堂等新式高等学校得以保留下来，“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带着寻求新知识，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进入20世纪。”（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科教兴国动员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2页。）

 1901年，清政府试行“新政”，颁布《人才为政事之本》的兴学诏书，喻令各省督抚学政兴办各级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三） 三江创始者

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者，是1902年前后相继担任或署理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张之洞和魏光焘。

1.刘坤一：倡议“应从师范学堂入手”

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1874年他曾署理两江，次年擢两广总督。1879－1881,1890-1902，刘坤一两度出任两江总督。除了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奉旨北上指挥对日战争，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一年多外，刘坤一前后驻节江宁十多年，最后病逝于两江任上。

刘坤一在两江总督任上，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往密切，同气相求。他曾和张之洞、盛宣怀等结成“东南互保”联盟，1901年7月，他和张之洞在十天内联衔具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史称“变法三疏”。在“第一疏”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刘、张就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励游学。”（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4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史家认为，“变法三疏”实际上是“清末新政的实施大纲”。刘坤一向来重视兴学育才，在两江任上，他曾创立“江省郡县学堂”，又设立农工商矿学堂和练将学堂；他甚至倡议兴办女子公塾，让一般女子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王玉棠著：《刘坤一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1902年5月8日，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江苏学者、名流商议兴办学堂事宜，达成共识：兴学育才的主要困难是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绌，而开办高等师范学堂，不仅可以为各级学堂培育师资，而且“更可比办高等学堂经费减省一半”。刘坤一在当日给张之洞的信中通报了此次商讨的经过，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刘坤一遗集》第五册，第2299页。）。

5月15日，刘坤一会同江苏巡抚，江苏学政上奏《筹办江南省学堂大略情形折》，5月30日，他再上《筹办学堂情形折》，呈请在原设水师学堂、陆路学堂及格致书院外，另建小、中、高等三所学堂。即：将江南文正书院改为小学堂，钟山书院改设中学堂，“均就原址酌量增茸”；省会高等学堂“课专门之学”，“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因而“聘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总教习”，“设法筹款择地建造，尼材鸠工，接续举办”（《刘坤一遗集》第三册，第1341页。）。奏折陈述了办学须循序渐进、需注重课本与师资的主张，并云：“现已另设师范学堂，选中学淹通、人品端正者，授以算法、绘图等事，学成给以文凭，使为小学堂教习。”论者咸以为此即后来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的刍议，甚至有人认为缪荃孙即三江师范的总教习。其实是一误解。因为，第一，奏折中对“现已另设师范学堂”语焉不详；第二，从课程和学成后充任“小学堂教习”等情形看，此师范学堂当属中学堂程度的算绘初级师范，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议》中亦云：“下监司议，仅立算术测绘师范而已”（张謇“兴办师范学堂”的建言尽管得到刘坤一等的认同，但后来又遭一些人反对，反对者的论调竟然是“中国他事不如人，宁读书犹待人授法耶?”“此事遂寝”。大概有病在身的刘坤一已无精力和雄心来力排众议，推进师范教育了。无奈的张謇遂决定回南通自办师范学堂。）；第三，缪荃孙是被聘为江宁高等学堂的“总教习”（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第101页云：1902年5月刘坤一创江楚编译书局，缪荃孙亦参与其事并任总纂，兼江宁高等学堂（由钟山书院改设）总教习。），而非师范学堂的“总教习”。

刘坤一的历史功绩是明确提出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主张。尽管由于当年10月即不幸病逝，刘坤一的这一设想未能进一步细化，然而他的倡议仍然产生了影响。他的接任者张之洞等循着这一思路精心设计，筚路蓝缕，终于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

2.张之洞：三江创建的运筹设计者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早年攻读经史，同治二年（1863）荣登“探花”，任翰林院编修。他曾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等省的考官或学政。在出任山西巡抚和署理两广总督时，张之洞就力主兴学育才。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调补湖广总督，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赴京入参军机，除了曾经两度短暂署理两江外，张之洞一直总督湖广。清末咸同以降，政治、外交、思想、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张之洞置身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多重角色：他既是“洋务运动”后期的“扛鼎者”，又是清末“新政”的“领军人物”，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了数代学人（历史学家陈寅恪在30年代曾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而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张之洞也堪称“开先河”者。

张之洞在举办洋务、接触新学的过程中，对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余年并日趋僵化、腐朽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洞察其弊，逐渐形成了变革甚至废止科举、广兴新式学堂的认识。他在《劝学篇》中提出并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这一新旧杂糅、中西参酌的思想指导下，张之洞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变革，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对于建立一种完备而系统的新式教育体系，进行了持之以恒的思考和总体性的筹划，并最终形诸章程法规，参与制订了《学务纲要》和近代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并在全国实施的教育体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张之洞曾被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功不可没。

在湖广总督任内，张之洞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先后改造经心书院，创办两湖书院，兴办了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算学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两湖大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新式学堂，在湖北地区创立了相当完整而又相互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1903年春他离开两江之后，很快奉召入京，与张百熙、荣庆等会商厘定学堂章程，有机会将他在湖北和江苏兴学的教育实践，以及他对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的总体性思考，体现在他参与制定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之中。因此，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的诸多建树，尤其是第二次署理两江期间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之举，既是他区域性兴学实践的延续和拓展，又是他总体性教育变革思考的先导，其意义就格外非同一般。

张之洞第一次署理两江总督，是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日（1894年11月17日）。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北上，在山海关指挥对日作战，朝廷调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至甲午战争结束，刘坤一返回江宁，张之洞即于二十二年元月二十日（1896年3月2日）回到湖广。在为时一年零三个月的署理期间，张之洞一方面整军练兵、经办洋务，另一方面还在南京创设了储才学堂和陆师学堂。

第二次因刘坤一病逝，张之洞奉召再次署理两江。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九日（1902年11月8日）至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1903年3月20日），为期不到四个半月。（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36卷，第1页；43卷，第30页；58卷，第1页；60卷，第31页。）然而在这短短的四个多月中，张之洞却在兴办沪宁铁路、整顿淮盐积弊、操练水师陆军等方面多有建树，其中三江师范学堂的创立，是他第二次署理两江期间最大的政绩。

张之洞对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有一个发展过程。1898年撰写《劝学篇》时，张之洞“尚无师范教育的概念”；四年以后，在盛宣怀、张謇等人大力倡导师范教育的影响下，他对师范教育始有认识（台湾学者苏云峰在《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冯天瑜、何晓明在《张之洞评传》中都持这一看法。）。张之洞一朝领悟，便坐言起行，付诸实施。1902年5月他选派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异学生黄兴等31人，远赴日本学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10月31日，他在《奏定学堂章程规模次第兴办折》中将“师范学堂”列为第一，并强调：“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重要。”（张之洞：《奏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张之洞全集》57卷，第2～3页。）张之洞计划在武昌创设两湖师范学堂，然而在呈递此折的第二天，他就奉召调署两江总督。两湖师范创设之事虽然暂时搁置，但在两江创设师范学堂的设想却油然而生。

（1） 着手筹建三江。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六日（1902年11月5日）抵江宁，以钟山书院为行馆；“初九日接署两江总督篆务”。在其《到两江署任谢恩折》中，张之洞即阐明了“新政多端，以造就文武人材为急”的考虑。《张文襄公年谱》也云：“到任之初，议大兴学堂，嗣以交卸在即，仅筹设师范学堂，以立之基……”因为张之洞署理两江后刚刚一个月，清廷曾调云贵总督魏光焘任两江总督，着张之洞回武昌。但不知何故，魏未及时履任，张仍署理两江。很显然，张之洞有一种紧迫感，“交卸在即”，在兴办新学方面他不可能大展宏图，而只能“探源扼要”，从师范学堂取得突破。因此他随即将江南高等学堂改为“宁属师范学堂”，并开始筹办三江师范学堂，饬令有关官员着手选址、购地、遴选工匠和估算造价。（《申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3年1月22日）报道：“江南高等学堂经署督宪张香涛宫保改为宁属师范学堂并饬另设三江师范学堂，令学堂总办督同上、江两县赶紧寻觅宽广地方，建造房屋。”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提及“三江师范学堂”之名的报刊资料。另外，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四的《申报》在《兴学先声》的报道中又云：“此间创设三江师范学堂，去年冬即经署两江总督张香涛宫保饬江宁藩司李芗桓方伯，勘定城北昭忠祠隔河地亩，拨款购买，择日兴工。一面由两江学务处总办杨哲甫观察，檄饬善后局收支委员查大令宗仁，驰赴上海，召集良工，逐一估计，共需费若干，禀候学务处司道查核。”这些报道说明，张之洞到任后不久，三江师范学堂即进入了选址、征地、择工、估算费用等实际建校阶段。）

（2） 设立两江学务处。为了更好地推行兴学事务，尤其是加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奏请设立两江学务处，“专督全省学校事宜”。学务处总办为江安督量道胡砚荪观察，而以银元局志仲鲁观察、陆师学堂俞恪士观察为副总办。张之洞委派江宁银元局官员为学务处副总办（《振兴学务》，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申报》。），意在从银元局筹集款项支持创办三江。

（3） 奏请创建三江。1903年2月5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张之洞正式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张之洞的《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开宗明义，重申了“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的观点，强调兴办教育，必须“扼要探源”，把握先后次序，“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致力甚约而日后之发生甚广。”并禀报皇上：“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学。”（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58卷，第15～16页。）他的这片奏折，详尽而又具体地阐述了创设三江师范学堂的理由、意义、章程学制、生员定额、师资来源及构成、办学经费及筹措渠道等等。很显然，张之洞对筹建三江已经是深思熟虑、了然在胸。

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同一天，张之洞还上了一个《吁请陛见折》，其中提及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正二月之交定可履任”，张之洞要求在“交卸署篆”后，束装北上，拜见皇上（张之洞：《吁请陛见折》，《张文襄公全集》，58卷，第14页。）。素以“干大事”、“干实事”著称的张之洞也许知道离任在即，因而紧锣密鼓，夙兴夜寐，加快了筹建三江的步伐。

（4） 专调湖北师范学堂长胡钧来宁参与筹建。胡钧是两湖书院的毕业生，曾奉张之洞之命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的师范教育有很深的了解，张之洞调胡参加三江师范学堂的筹建，要他仿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精绘图式，详定章程，总期学制悉臻完备合法”（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58卷，第15～16页。）。

（5） 派遣缪荃孙等赴日考察（据南京师范学院1982年第7、8期《文史资料简报》，同行赴日的还有柳诒徵、徐乃昌、王英良、侯建伯、张小楼、孙湘蔼、舒伯勤等。）。1902年底张之洞即命缪荃孙、徐乃昌、柳诒徵等八人赴日考察教育。缪荃孙（1844～1919）是江苏江阴人，1875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缪荃孙曾任其幕僚，协助张之洞撰写《书目问答》一书，以后又在广东、湖北襄助张之洞办理文教事业。1899年返回江苏。曾被刘坤一聘为江楚编译书局总纂兼江宁高等学堂总教习。由于此前中国已派多批官员赴日考察教育，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概况介绍甚多，因此，张之洞特地在临行前叮嘱缪荃孙等：“考学校者固当考其规制之所在，尤当观其精神之所寄，精神有不贯，规制亦徒存耳。”（朱有骔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4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缪荃孙等为考察作了许多准备，翌年二月方才出发。4月11日奉新任总督魏光焘电召回到江宁。此次考察，主要是为了汲取日本师范教育成功经验而用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建设发展。考察回国后不久，缪荃孙即被委任为三江总稽查，徐乃昌1905年任三江总办，而柳诒徵则在1903年6月被录用为三江的教习。

（6） 聘请日本教习。张之洞主张师法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日本教育体制和理念。他不仅倡导留学东瀛，而且直接取才于异域，从日本聘请教习或顾问。他自1898年初即与日本东亚同文会建立了联系，先后聘请了24名日本教习和顾问到湖北各学堂任教。（苏云峰：《外国专家学者在湖北（1890～1911）》，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8卷第4期。）1903年1月18日，即奏设三江师范学堂之前18天，张之洞致函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薍及副会长长冈护美，云：“金陵现拟设三江师范学堂”，“拟聘贵国师范教员12人”，其中一人担任“教头”，其余受其调度。张之洞请近卫等代为物色性情恳勤、品行端正且具有教育经验和历练者，要求“正月半到金陵”，以便与中国教习“彼此互换知识”。（张之洞：《致东京近卫公爵长冈子爵》，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张文襄公全集》185卷，第35页。）经过函电往来，近卫派遣当时正在上海的同文会干事长根津一赶赴南京，与张之洞“就三江师范学堂招聘教习之事，详细研究”，并与张之洞所委派的代表俞明震（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兼学务处）、杨觐圭（三江师范学堂总办兼学务处）和刘世珩（三江师范学堂总办兼学务处）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1903年2月26日）达成《三江师范学堂拟聘日本教习约章》。协议共十二款，分别规定了聘请日本教习的数量、聘期、所任科目、课时、薪水、川资、诊疗费用等事项。（《三江师范学堂拟聘日本教习约章》，《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8～10页，1982年。）

（7） 延揽中国教习。张之洞出示晓谕，要求两江所辖诸省官绅保荐“举、贡、廪、增出身”中的学行兼优之士，通过分门命题考试，录取50名，与所聘日本教习“互相教益一年”，再分别教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体操各科。原计划正月二十日取齐，但由于安徽、江西等地得信已迟，未及保送，因而延缓至二月初六，张之洞本拟 “亲临贡院考试”，后因要事难以分身，请江宁藩台李芗桓等代为主考。初十日复试，十八日揭晓。在应试的370人中，仅录取崇朴、程麟等20名。（《白门近事》，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申报》。）张之洞认为“考试仅凭文字，尚难知其品质”。因而要求两江学务处官员在二月二十日（1903年3月18日）对通过复试者进行面试，“觇其言论，逐名加以考语，详候核夺去留”。（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申报》。）即便两天之后就要交接离任，仍然毫不马虎，足见张之洞对遴选三江师范学堂教习的重视和严格。

（8） 借江宁府署先行开办。张之洞在其《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中曾云：“学堂未造成以前，暂借公所地方，于本年先行开办，练习教员之法。”1903年3月，三江师范学堂在江宁府署开办（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出版，第9页。《张文襄公年谱》卷四第19页云：“……暂借公所地方开办，是日行开学礼……”），张之洞参加了开办仪式并与相关人员合影。这张由南京师范学院段熙仲教授提供、《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于1982年首次公开的照片，也许是至今可见的有关三江师范学堂的最早的照片，弥足珍贵。

1903年3月20日，张之洞“卸署两江督篆”，并于次日“启程赴鄂，由汉口取道北上”。（张之洞：《恭报卸署两江督篆日期折》，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1579页。）在署理两江的百余天内，张之洞对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全力以赴，运筹帷幄，殚精竭虑，雷厉风行。因此，在张之洞离任之后，三江的建造工程和办学进程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均以张之洞为三江师范学堂的主要创始人。1906～1909年出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他关于两江师范的所有奏折中，均冠以“两江师范学堂经前督臣张之洞创办”之语。李瑞清在《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序》中也说：“南皮张相国于江南建两江师范学校。中国师范学校之立，以两江为最早。”

3.魏光焘：三江开办的组织实施者

魏光焘（1837～1916），湖南邵阳人，字午庄，魏源族孙。早年曾先后在曾国荃、左宗棠麾下从军，多有战功。光绪七年晋甘肃按察使，旋升甘肃布政使，调补新疆布政使。甲午战争中奉旨带兵北上山海关，立有战功，战后调任江西布政使，不久即升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1902年12月8日）魏光焘即“奉调两江之命”（魏光焘：《湖山老人述略》。另可参阅魏荣爵：《从三江师范创办谈到魏光焘和李瑞清》，2001年3月30日《南大报》。），但他并未立即赴任，张之洞也仍然署理两江。直到翌年二月(1903年3月)魏光焘才到江宁履任。

张之洞与魏光焘在二月二十二日（1903年3月20日）交接关防印信、王命旗牌。前后两任总督随后即与有关官员合影留念，其中包括两江学务处和三江师范学堂的官员。六天以后，魏光焘“天甫黎明”即赴下江考棚参加尊经校士馆的甄别考试。但由于魏光焘“须临三江师范学堂履勘，以故出题后即命驾回辕”。（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申报》。）这是魏光焘第一次视察三江。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1904年9月1日），魏光焘奉调闽浙总督。他任两江总督将近一年半时间。这正是三江建校和开办的关键时期。对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方略与原则，魏光焘可谓“萧规曹随”，未作大的变更。对于三江建校及正式招生开学前繁杂的筹备工作，魏光焘则积极组织实施，有条不紊且卓有成效。因此他也是创建三江师范学堂的重要人物之一。

（1） 续聘教习。三江首次招聘中国教习仅录取20名，未能足额，因而魏光焘命两江学务处发出晓谕，嘱各司道府州再次保荐，四月底齐集江宁，“特再行考试一次，以广搜罗而昭公允”。（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申报》。）事实上，六月间和九月二十一日还各招选了一次，三次续考计录取雷恒等50人，加上张之洞任内录取的20名，共有70名。

（2） 委任汉文总教习。三江的“汉文总教习”原拟聘请通州举人范肯堂，因为范另有他就，因此魏光焘改聘湖南进士翰林吴獬，由两江学务处下札委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二、初六《大公报》。）

（3） 择日开学，中日教习“互换知识”。1903年6月，三江所聘菊池谦二郎等11名日本教习均已到宁。三江师范学堂总办杨觐圭便在6月19日召集“洋汉文教习会议”。除明确日本教习和中国教习各自承担课程外，还确定中日教习彼此以“学友”称呼。6月25日，三江师范学堂开学。由于本年度尚未招收学生，因而所谓“开学”，即“华洋教习”互相教练、互换知识。即日本教习在中国教习指导下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及经学；中国教习向日本教习学习日语及理化、图画等等。其目的如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中所云：“俟一年之后，学堂造成，中国教习于东文、东语、理化、图画等学通知大略，东语教习亦能参用华语以教授诸生，于问答无虞扦格。”此时再招考师范生入学，则教学时可以不一定借助翻译，传文达意避免误会，又能节省时间。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富创意的设想，但由于语言的阻隔，中日教习为期一年的“互换知识”并未达到预想效果。

（4） 建堂工程基本竣工。三江学堂堂址，经张之洞选定在北极阁前，建筑规划由湖北师范学堂长胡钧参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蓝图而定。自1903年6月19日起“鸠工建造”，工程监督为知县查宗仁。（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七、闰五月十九日《大公报》。）在魏光焘的督促下，工程进展顺利。至1904年1月，即已造好“洋楼五所”，“局面极其宏敞”。而1904年日本东亚同文会也有报告说，三江师范学堂计划兴建的“五百四十室大校舍及职员住宅，已完成一半，来年二月即可竣工”。（东亚文化研究所编：《东亚同文会史》，第366页，转引自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第149页。）1904年8月间，魏光焘派员查勘三江建堂工程，发现工程监督查宗仁有疏忽之责，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此年九、十月间，工程全部竣工。三江的中日教习均迁移至北极阁下新堂址。而魏光焘也在此前后奉调闽浙总督。因此，三江浩繁、宏大的建堂工程，是在魏光焘任内开工并基本完成的。

（5） 提款建立三江师范学堂。魏光焘对于三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切实保证了三江开办的巨额费用。张之洞对于三江办学费用早有筹划：其购地建堂经费，由江宁藩司筹拨；其常年学堂经费，则由江宁藩司先行“协拨银一万两，以后每年协筹四万余两”，安徽、江西两省“各按学生数额每名每年协助龙银一百元，稍资津贴”；同时，将江宁银元局“岁获盈余，专供该学堂经费之用”。（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58卷，第15～16页。）张之洞的这些筹款设想和原则，有赖魏光焘一一加以落实。而且建堂工程费用，一再追加。因此，筹款就成为三江肇始时期最棘手也最关键之事。魏光焘到任后，首先整顿盐政，“岁增款至二百余万；厘金、铜元，并增出二三百万”，总督府财源拓展后，魏光焘首先“提款建立三江师范学堂”，确保了三江中日教习的薪水按时发放，建堂工程免除经费拮据之虞。魏光焘《江南创建三江师范学堂经费折》中提出，三江校舍可根据分批招生入堂而“次第增添”、“分别起造”，“核实估计，共需工料曹平银九万八千五百余两，拟于江宁筹饷捐输款内解存司库银五万八千余两，尽数动拨，其不敷银两，由司设法另筹……”（转引自《首都志》（下）第714页。）这说明魏光焘为三江的筹款想方设法，不遗余力。他在晚年所撰《湖山老人述略》中，不无自豪地将“提款建立三江师范学堂”列在他两江任上德政要务之首。

（6） 制订《三江师范学堂章程》。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1904年5月13日至7月7日），三江师范学堂总办杨觐圭曾五次晋见两江总督魏光焘。根据台湾学者苏云峰的研究，如此频繁的晋见，应与制订《三江师范学堂章程》及相关事务有关。（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之“附录一：三江师范学堂章程”，第175～196页。此章程之原件存在日本，苏云峰1986年从日本东京专修大学商学部荫山雅博教授处获得副本。）这个章程由胡钧负责草拟。章程 “照奏定优级师范并附初级师范章程办理”，凡十五章，分别规定了“立学总义”、“考试规则”、“学科课程”、“各员职务”，有关讲堂、斋舍、操场以及礼仪、赏罚、放假、毕业服务等“条规”和“学堂禁令”。在学堂正式招生开学前制订这样一个章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7） 正式招生开学。1904年7月，三江师范学堂总办杨觐圭通知两江所辖各府州县，三江师范学堂将在9月15、16两天举行招生考试。（光绪三十年六月十六日《大公报》。）由于如期前来应试者人数有限，仅录取120人。10月又举行一次招考，录取180人，共计300人。所取学生分为三年制初级本科32人，二年制速成科187人，一年制速成科81人。11月26日（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日），学生正式入学上课。（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六日《大公报》。）

三江师范学堂从1902年开始酝酿、筹备；1903年3月开办，着手聘请师资、建造学堂；1903年6月19日开学，由中日教习“互换知识”一年；至1904年11月正式招生入学，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创建工作。这是当时江苏的最高学府，“堪与京师大学堂比美”（日本东亚同文会报告语），也是“中国师范学堂之嚆矢”。